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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监督的中国模式，是在强调中国的宪法监督的规范依据、制度架构或实践特色与域外主流之差异的语境下偶然出现的应激概念。

延续梁慧星教授对于征收的解释，立宪者也强调征收是以所有权的转变为特征的。根据这一理论，征收并不是一种针对财产权的一般的和同等有效的限制，而是一种被法律所允许的来自国家的对财产权的强制性干预，只要这种干预对于财产权利相关的个人以及群体所造成的后果相比于其他主体而言是不公正的、不平等的就应当构成征收。

但遗憾的是，在马洪案之后，法院在审查规制性征收的过程中几乎是抛弃了实质正当程序的要求。但是，如果对我国《宪法》第13条第3款进行严格意义的文义解释，则不难发现，该款仅仅强调了征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这一种情形，而无通过法律规定直接就可以实现这一可能性。{2}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33] 参见洪克非：全国首例质疑‘禁摩令案长沙开庭，载中国青年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4-10/28/content_975320.htm，2022年7月22日访问。郭晖提出：中国宪法应引入‘管制性征收或‘准征收的概念，对狭义的征收概念予以扩充，即该款的征收应当包括私有财产权的强制取得和逾越社会义务的财产权限制，郭晖：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管制性征收，《河北学刊》2019年第2期，第218页。

[14] 参见肖泽晟：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征收的界限，《公法研究》（第9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5页。[50] 参见房绍坤、王洪平：从美、德法上的征收类型看我国的征收立法选择——以‘公益征收概念的界定为核心，《清华法学》2010年第1期，第93页。其次，对违宪的法规范的撤销，《宪法》第67条已经作了明确授权，《立法法》在完善了审查程序的同时，不能被理解为在《宪法》之外向审查机关施加了额外的义务。

[34]参见谢立斌：《论法院对基本权利的保护》，载《法学家》2012年第2期，第32页。在这份司法解释中，宪法与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等文件类型并列在一起，一同被排除在裁判文书文本以外，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扎眼而怪异的操作。王旭：《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须重视制度存量》，载《学习时报》2015年8月20日第004版。在这种情况下，一宗行政诉讼就可能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2）项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行政行为，或者根据该法第75条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

尽管胡教授认为《立法法》对我国宪法所确立和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有一定的完善和发展作用，但仅以彼时的审查程序而论，实际上存在空白。[35]参见范进学：《非解释性宪法适用论》，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74页。

所以，其实不存在能否形成此种认识的问题，只有一旦形成该怎么办的问题。可见，当前宪法监督的初步框架，笼统而言，并不禁止诉讼程序向审查机关转呈违宪争议，但具体而言，也并无唾手可得、简便易行的操作手册。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27页。因此，有必要首先对该概念的本质内涵进行考察与确认。

在实践的角度，情况更为微妙。参见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38页。至于1990年代以前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体制之中所包含的某种立法审查，[69]考虑到它们原本就以拒斥立宪主义诸原则为出发点，[70]更已基本丧失制度借镜的现实意义，在此也不必展开探讨。[6]胡锦光：《立法法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及不足》，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第8页。

意大利宪法法院几乎与德国宪法法院在同一时期建立（1956年正式开始运作）。[1]由此可见，具体审查的争议源泉来自于具体案件，这是其第一位的特征。

[46]笔者认为，这里隐含了一些疑问有待解决：除备案审查这个主要平台以外，事后合宪性审查的其他平台是什么？审查程序结构的同构性是指两者共用若干程序环节，还是两者之间有制度上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本文主张，在最低限度上，合宪性审查一定是指以宪法规范为审查基准的审查。他进而认为，涉及基本权利的个案中，如果立法缺位，则法院应当直接适用宪法上相关的基本权利条款。

也可以说，没有法规范选择权的审判权并非完整意义的审判权，如果那样的话，法院也就难以妥善履行其职责。[11]之后不久，朱福惠教授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三）具体审查的若干制度要素 在澄清了某些并非真正意义的规范禁区之后，我们究竟该如何推进具体审查的制度建构呢？因篇幅所限，在此仅简述几项最重要的制度要素，期待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更丰富、更深入的讨论。这一地位表明，法院不能回避作出审判，因为审判不止是法院的权力，也是职责。另一边，是当前宪制之中牢不可破的若干规范，这些规范定义了八二宪制之本质，如予以规避、抵触、消解，甚至公开否弃，则相当于社会契约之解体，并预示着主权者的再次出场。[68] 值得指出的是，有两种常见的使用立法审查这个概念的方式，或多或少会与合宪性审查产生关联，并引发误解： 第一种是指比较法意义上的一种违宪审查模式，强调审查权的行使者为立法机关（legislature），从而与所谓美国模式、欧陆宪法法院模式相对照。

[41]在1971年的科恩（Cohen）诉加利福尼亚案中，科恩因为穿着印有Fuck字样的外套，被刑事定罪，但他主张该定罪违反联邦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条款。[38]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第111页。

参见朱学磊：《弱司法审查是中国实施宪法的蹊径吗？》，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4期，第122页。从机构建设方面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常设的、专门的、权威的审查机关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16]韩大元教授较早地对完善我国宪法解释程序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于2009年就撰文介绍了其设想中的《宪法解释程序法》的主要内容与框架。就此而言，过于技术或细节层面的制度要素，在此无从明确列举。

近年来，有国内学者的跟进研究印证了这一状况的持续，并指出，德国宪法法院自1951年成立、截至2016年底，仅受理过180个抽象规范审查的案件（其中117宗作出了裁判），在超过22万宗案件的总受理量之中，这个占比可谓微乎其微。作为较早向国内介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具体制度的学者，他说，具体的法律法规审查是一个‘节外生枝的问题，即原审法院本是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即将适用某项法律法规对该案件作出裁判而对该项法律法规的效力问题，却发生了疑问，或者是认为该项法律法规无效而不能适用，原审法院又无权‘自裁其无效时，才产生的这种对法律法规的具体审查案，也就是应当由宪法法院管辖的具体审查案。[76]朱学磊：《弱司法审查是中国实施宪法的蹊径吗？》，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4期，第121-122页。[47]参见范进学：《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之问题辨析》，载《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8期，第68页。

秦前红：《合宪性审查的意义、原则及推进》，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第66页。[44]不过，回到合宪性审查的视角，我们也要谨防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之间的概念混用或概念混同。

但是，因为这篇文章语气严厉而郑重地论述了现行宪法规定的宪法适用体制，影响力很大，所以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个体制是不是对于我国八二宪制之下宪法监督本质规范的精准理解。（2）审查机关与普通法院之间制度化的分工与良好的默契，鼓励了合宪性解释的常规的、适度的运用。

当然，是不是一定要转呈？审判机关能不能自行消化争议？这可能与合宪性解释有所关联——但如前文所述，合宪性解释有其制度瓶颈，法官有权利但无义务进行这种操作。需要指出的是，具体进行实质审查并形成审查意见的机构，似乎不止是专门委员会，而同时包括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这一点从《立法法》第100条关于处分权和处分程序的规定可以看出来。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需要根据法律上的明确授权来判断宪法监督的具体权能是什么、具体程序又是什么。[66]不论如何，这种法院系统内部的审判工作指引，具有很实在、很直接的功效，除了进一步确认法院确实没有违宪审查权之外，也直接否决了学理上主张的非解释性的宪法适用，大概只留下了合宪性解释的些许空间。因此，即便不经过制定机关自我纠错的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审议并通过撤销相关违宪法规范的议案。不过，不必泛泛而谈，这里还应当把范围再限缩一下：所谓卯，是指八二宪制有关宪法监督的本质规范。

这种特定的审查程序，或者说方式（approach）、类型（mode）、权限（jurisdiction），在合宪性审查制度成熟运行的国家或地区，是常见的、典型的、必备的。宪法监督的核心机关或主导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意味着，一般性、对世性的违宪判断权，必须由其掌握，并且其判断是终局的、权威的——除非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被全国人大所推翻——这一点，也仅仅是这一点，才是当前宪法监督的本质规范，是合宪性审查概念之下各种具体程序机制需要予以遵循的。

审查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问题，并给予相关规范原制定机关以自我纠错的机会，该阶段的实际执行者就是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参见马岭：《德国和美国违宪审查制度之比较》，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2期，第157页。

合宪性解释的常规运用，相当于为合宪性审查筛选了案件，将大量有可能涌向审查机关的争议，化解在普通司法过程之中，如此，则审查机关也乐见，甚至要求合宪性解释的存在。[29]在意大利的语境下，附带审查也就是具体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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